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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题: 这所只存在8年的大学，何以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玛峰 [打印本页]

作者: 爱故里 时间: 2016-9-27 11:30
标题: 这所只存在8年的大学，何以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玛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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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所只存在8年的大学，何以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玛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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拾遗物语

很多专家都说过这样一句话：西南联大是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！
这所只存在了8年的“最穷大学”，却被誉为“中国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玛峰”。
8年时间，西南联大虽然只毕业了3882名学生，但走出了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、4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、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、171位两院院士及100多位人文大师。
2016年，中国启动了大学“双一流”建设：到本世纪中叶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数量和实力，双双进入世界前列。
实现“双一流”目标，很难，不妨向西南联大取取经。

联大长征

1937年8月28日，本是个平常日子，
但因为一封公函而成了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特别日子。
这一天，北大、清华、南开三校校长，
接到了来自国民政府教育部的公函。
公函要求：三校南迁长沙，联合组建长沙临时大学。
一个多月前，“七七事变”爆发，
硝烟弥漫的北方，已容不下一张安静的课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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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沙临时大学旧址

11月1日，长沙临时大学开学。
但课桌未稳，部分教授和学生还没到来，
长沙的天空就响起了空袭警报。
淞沪会战失败，上海沦陷，
1937年12月，南京又陷落。
日军进逼武汉，长沙立成危卵。
“国家亡了可以复兴，文化亡了就全亡了。”
为了保住文化血脉，临时大学决定西迁。
“兵分三路，水陆兼进前往昆明。”
其中一路，完全徒步，得翻山越岭3600里才能抵达昆明。
“中国教育史上最伟大的长征”就这样开始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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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长征”路上的西南联大师生

清华泰斗陈寅恪的父亲，
乃著名爱国诗人陈三立。
日军打进北平后，陈三立绝食而亡。
陈寅恪正忙着为父亲办丧事，
日本宪兵队却送来了请柬，
邀请陈寅恪到宪兵司令部做客。
陈寅恪知道，若拒绝去日伪大学任教，
肯定会遭到日本宪兵的迫害。
于是，父亲丧事还没有办完，
他就含着悲愤悄然离开了北平，
汇集到“联大长征”的南迁队伍之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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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陈寅恪

学者闻一多拿着几本书，
带着孩子就加入了长征。
当时，日本人公开承诺：
“留下来教学，照样保证丰厚年金。”
作为教授，像闻一多，
可以有保姆、有厨师、有车夫，
还可配两个文书，生活舒适又体面，
但他一声“呸”就拂袖而去。
教授赵忠尧，为把50毫克镭带到昆明，
冒着杀头危险，化装成难民，
“天涯孤旅，千里走单骑。”
把装镭的铅筒，贴身紧抱在怀里，
坐火车时，数天数夜不敢合眼。
抵达昆明时，胸膛已烙上两道血印，
但赵忠尧却为此雀跃不已，
因为他保全了中国高能物理的全部家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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闻一多

1937年，北平沦陷时，
北大教授邓一哲的儿子邓稼先正读高三。
在一次日本人召集的聚会上，
邓稼先怒不可遏，撕掉了日本国旗。
当晚，志成中学校长赶到邓一哲家，
“开始追查了，赶快把孩子送走。”
临别之际，邓一哲对邓稼先说：
“儿啊，你要学科学，学科学为国家。”
邓稼先逃出北平，辗转跋涉来到昆明。
“我随后考入了西南联大物理系。”
后来，邓稼先成为“两弹一星”元勋。
李政道几乎和邓稼先有着相同经历：
高中一毕业就遇上日军入侵，
经历九死一生，才从沦陷区逃到云南，
进入西南联大物理系，师从吴大猷，
1957年，他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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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38年2月，“联大长征”队伍抵达常德县。

1938年4月28日，经过数月跋涉，
“联大长征”队伍终于抵达昆明。
这段艰苦卓绝的长途迁徙，
在中国教育史上绝无仅有，
后人将其称为“中国教育史上最伟大的长征”。
这一场旷世的文人长征，
不仅保存了中国文化的精英血脉，
更开启了中国教育史上的“壮丽探险”。
六天后，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成立，
“西南联大”这个熠熠生辉的名字由此诞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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刚毅坚卓

到昆明后，西南联大没有校舍，
主要租借民房、中学、会馆上课。
为了恢复正常的教学功能，
学校把大部分经费用来购买了图书和设备。
梁思成、林徽因夫妇来到昆明后，
校长梅贻琦请两人为西南联大设计校舍。
两人欣然受命，一个月后，
一个一流的现代化大学跃然纸上。
但这个一流设计方案立马被否，
因为学校拿不出这么多经费。
此后两月，梁思成把设计方案改了一稿又一稿：
高楼变成矮楼，矮楼变成平房，砖墙变成土墙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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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38年，西南联大教授合影，左起周培源、梁思成、陈岱孙、林徽因、金岳霖、吴有训

当梁思成夫妇交出最后一稿时，
联大建设长黄钰生满脸无奈地说：
“除了图书馆屋顶可以使用青瓦，
教室、实验室可以使用铁皮之外，
其他建筑的屋顶一律覆盖茅草，
砖头木料再减一半，麻烦您再作一次调整。”
梁思成忍无可忍，冲进校长办公室，
把设计图狠狠砸在梅贻琦办公桌上。
“改！改！改！你还要我怎么改？
茅草房？每个农民都会盖，要我梁思成干什么？”
梅贻琦把图纸一张张收好，歉疚地说：
“思成，以你的大度，请再谅解我们一次。”
梁思成接过图纸，喉咙哽咽住了：
“你知不知道农民盖一幢茅草房要多少木料？
你给的木料连盖一幢标准的茅草房都不够！”
梅贻琦喉结上下滚动，声音颤抖：
“思成，等抗战胜利后回到北平，
我一定请你来建世界一流的清华园，
算是我还给你的……行吗？”
半年后，一幢幢茅草房铺满了西南联大校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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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思成、林徽因设计的西南联大校舍

梅贻琦职位在政府可与总理平级，
但他卖掉了汽车，辞退了司机，
为了组建承揽工程与项目的学生服务社，
以赚取外快贴补教师们的困苦生活，
他几乎卖光了自己所有值钱的东西。
1940年后，梅家常连青菜汤都喝不起了，
偶尔吃一顿菠菜豆腐汤就是过节。
为了回请云南省主席夫人，
梅夫人韩咏华变卖了自己所有的首饰。
为维持一家生计，她只好上街摆摊卖米糕。
有次大雨，卖糕的梅太太被淋成了落汤鸡。
梅贻琦接过篮子，把泡烂了的糕舀到碗里，
一边吃，一边抹泪：“咏华，我对不起你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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梅贻琦

物理系教授吴大猷为给病妻治病，
每天不得不化装成乞丐，
到菜市场捡剩骨头为妻子熬汤。
后来，夫妇俩小茅屋遭日机轰炸，
瓦缸里的面粉掺满了碎瓦片和泥沙，
吴大猷只好把碎缸里的面粉捧起来，
用洗面筋的方法把泥沙与淀粉洗掉，
把仅剩的面筋留下来作为半月口粮。
费孝通的女儿是在凌晨寒风中出生的，
那一夜，日寇飞机埋葬了他所有的家产。
身无分文的他，用唯一的西装裹着孩子，
从农民家里乞来了一件件小破衣褂。
“孩子是穿百家衣长大的。”
后来，费孝通女儿读大学时选择了农业，
费孝通自己也成了中国农民的代言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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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南联大遭日机轰炸

数学大师华罗庚的屋子被炸后，
只好到西郊普吉附近找了个牛圈，
把牛圈上头堆草的楼棚租下来。
牛住下头，华罗庚一家住上头。
每天很早，华罗庚就拖着瘸腿，
步行十几里路去联大上课。
晚上，又伏案于牛棚潜心研究学术。
老牛常借柱子擦痒，搞得楼棚地动山摇，
人坐楼棚上，就像喝醉了酒一般。
棚里更是蚊虱成群，咬华罗庚充饥。
但就是在这样的牛棚里，
华罗庚攻克了十多个世界级数学难题，
为世界数学史开创了一门新学科——矩阵几何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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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罗庚一家

“君子喻于义，小人喻于利。”
中国知识分子素来清高，以谈钱财为耻。
作为一个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知识分子，
为维持一家生计，闻一多不得不挂牌治印，
其内心之纠结和痛苦，可想而知。
有一次，儿子闻立鹤不满父亲挂牌治印，
怒气冲冲地责问：“这是不是发国难财？”
闻一多听了，没有生气，
沉思好半晌，末了说了一句：
“立鹤，你这话我将一辈子记着。”
淡淡一句话里，包含了多少辛酸啊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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闻一多治印

不少学生从沦陷区两手空空跑到昆明，
失去了家庭支持，几乎一贫如洗，
只靠学校发放的一二十元补助金维生。
学生潘琰总是最后一个去食堂，
因为可用饭费一半价格买到锅巴，
那锅巴一半以上是砂子、老鼠屎，
连倒泔水的农民都不要，猪都害怕。
潘琰把锅巴买回去，用开水淘一遍，
然后再用盐巴水泡着吃。
那时候，联大师生就是这样清苦。
有次朱自清上街，被乞丐追着乞讨，
朱自清被纠缠得无可奈何，说了一句：
“别跟我要钱，我是教授。”
乞丐听到这句话，扭头便走。
连乞丐都知道：“教授教授，越教越瘦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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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南联大校训：刚毅坚卓

虽然清苦，但师生们一片刚毅坚卓。
为躲避日机轰炸，教授们住得很分散。
有的每天要步行几十里路来上课，但从不迟到。
刘文典说：“我宁愿被日机炸死，也不能缺课。”
孔祥熙拨十万大洋给学校改善条件，
但联大师生全体投票，一致同意：
“将这笔钱捐给昆明人民，以报收留之恩。”
1942年，教育部决定给25位兼行政职务的名教授，
每人发放一笔“特别办公费”，
但25位名教授联名致函拒绝：
“抗战以来，从事教育者无不艰苦备尝，
十儒九丐，薪水尤低于舆台，
故虽啼饥号寒，而不致因不均而滋怨。”
这就是刚毅坚卓，这就是文人风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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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生宿舍

精诚合作

战乱年代，执掌一所大学，
都是一件非常令人头痛的事。
要执掌三所名校组成的联合大学，更是难上加难。
联合大学，究竟该怎么管？
一开始，三校校长组成常务委员会，
张伯苓、梅贻琦、蒋梦麟三人轮任主席。
但三个和尚挑水往往不如一个和尚。
联大成立后，一系列矛盾开始显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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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左至右：张伯苓、梅贻琦、蒋梦麟

最大的矛盾，就是职位配置。
各校教授为此争得面红耳赤。
情况严重时，甚至“群议分校，争主独立”。
这时，北大历史系教授钱穆站出来，
说了一句：“此乃何时？”
一听这话，教授们立即安静下来。
北大校长蒋梦麟接着站起来说：
“今夕钱先生一番话已成定论，
可弗在此题上争议，当另商他事。”
从此，再没有教授出来争抢职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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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南联大校徽

不久，南开校长张伯苓对蒋梦麟说：
“我的表，你带（戴）着。”
这是天津俗语“你做我的代表”的意思。
然后，他去重庆开办了南开中学。
不久，蒋梦麟对清华校长梅贻琦说：
“联大校务还请月涵先生多负责。”
然后，他也去重庆另兼他职。
就这样，为了避免三校之矛盾，
张蒋两人把权力“让”给了梅贻琦。
后来，傅斯年责怪蒋梦麟不管联大事。
蒋梦麟说：“不管者所以管也。
一校三校长，好比一条裤子三人穿，
如果三个人都去抢这条裤子，
来回拉扯，什么都干不了，
所以只能让一个人穿裤子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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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排左起：浦江清，朱自清，冯友兰，闻一多，唐兰，游国恩，罗庸，许骏斋，余冠英，王力，沈从文

“蒋梦麟的不争，成就了西南联大。
如果争的话，就成西北联大了。”
抗战期间，国民政府曾想组建东南、西北、西南三所联合大学，
但东南联大胎死腹中，西北联大先合后分，
只有西南联大成功坚持了下来，
这既得益于蒋梦麟、张伯苓的让，
也得益于梅贻琦的“公”。
“自从联大成立，梅公心中就只有联大，没有清华。”
清华有庚子赔款作后盾，
设备经费远胜其它两校，但三校共用之。
清华工学院建立了学生服务社，
对外承包工程、建设房屋、开办工厂。
当时三校在财务上各有各的“房头”，
这笔钱本算是清华的“私房”收入，
但梅贻琦却拿出来补贴其他两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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左起：朱自清、罗镛、罗常培、闻一多、王力

在课程设计上，为了公平，
联大开放性地放宽了口径，
同一门课程，大家可以同时讲授，
清华闻一多和北大罗庸都研究《楚辞》，
观点截然不同，但两人都可讲《楚辞》。
有一年，闻一多、游国恩和罗庸开讲《楚辞》，
青年教师唐兰和彭忠铎也开了这门课，
老师之间有如“摆擂台”一般，
各自拿出绝活，吸引学生去听。
这样的安排，不但体现了公平，
而且促进了良性竞争，激发了学生的独立思考。
不仅是课程设计开放，思想把关也开放，
“校方从不干预教师和学生的政治思想。”
不管是进步的、保守的，还是中间的，
不管是国民党、共产党，还是无党派，
虽各有所执，但都能以大局为重，互相包容。
孔子说：“君子和而不同，小人同而不和。”
联大师生间真正做到了“君子和而不同”，
正因为“兼容”，各方大师才纷纷投奔联大。
因为她“合作无间，同无妨异，异不害同，五色交辉，相得益彰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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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南联大的教授夫人们

教授治校

1946年1月29日，文学院教授闻一多，
为研究生王瑶毕业事宜致函梅贻琦（字月涵）——
“月涵校长、光旦教务长先生大鉴：
中国文学部研究生王瑶申请举行毕业初试。兹定于二月十五日下午三时起在办事处举行该项初试。谨将有关事项开陈于后，即乞核定。
嘱文书科办通知，并乞嘱事务组届时照例预备茶点。至纫公谊，敬颂，道安。”
这封短笺，让厦门大学教授谢泳如今感慨万端：“从‘乞嘱事务组届时照例预备茶点’一语，可以想见当时教授的气派。”
梅贻琦接到公函，批示：照办，琦。
“照办两字，可见教授地位之高。”谢泳说。
这地位，就是联大倡导的“教授治校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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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南联大部分教授

1952年，艾森豪威尔出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，
他在致词中称教授们为“雇员”，
后来的诺奖得主物理学教授拉比说了一句名言：
“教授不是哥伦比亚的雇员，教授就是哥伦比亚大学。”
但梅贻琦有句名言，比拉比说得更经典：“所谓大学者，非谓有大楼之谓也，有大师之谓也。”
“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，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。”梅贻琦说。
那时大学教授可以自由流动，
只要有才有实力，不必害怕校长，
觉得这所学校不爽，换一所同样教。
梅贻琦很清楚：“是因为有了教授才有大学，而不是有了大学才有教授。”
所以，他极其推崇教授治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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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狂不羁的刘文典

尊重教授，是办好大学的第一要事。
所以西南联大成立了教授会。
教授会是联大最高学术机构，
由教授和副教授选举产生，处理学术事务。
教授会每年选出11名代表，参加校务委员会。校务委员会还包括校长、学院院长、教务长、训导长和总务长，
大家一起商讨学校大事，制定各项规章。
校委会秘书长是中国文学教授杨振声，教务长是社会学教授潘光旦，建设长是教育学教授黄钰生。
“校务委员会中绝对没有非教闲杂人，所以也就没有外行领导内行的问题。当年联大每决定大事，都要先考虑教授们的反应，看看能不能过了他们这一关。”谢泳说。
教授治校，不仅体现了对高级知识分子的尊重，
也最大程度地激发了他们对教育事业的参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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吴宓

联大学校里流传着一首诗：
“大概或者也许是，不过我们不敢说。
可是学校总认为，恐怕仿佛不见得。”
这首诗说的就是校长梅贻琦。
梅贻琦在种种事情上从不断然决定，
而喜欢用这些词语来谨慎表达意见。
教授们提出管理学校的策略，
梅贻琦发表意见通常只说三个字：“吾从众。”
但每一个“吾从众”后，处事却极其坚定。
所以梅贻琦便有了“寡言君子”的雅号。
正因为梅贻琦的无为而治，
教授治校才得以成为西南联大的标志。
陈寅恪说：“假使一个政府的法令，可以和梅先生说话那样谨严，那样少，那个政府就是最理想的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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沈从文

1938年11月，
西南联大作了一个震惊全国的决定：
聘请“乡下人”沈从文为教授。
当时，西南联大的教员，
大多都是留学欧美名校归来的名师，
再差也是北大、清华等国内顶级学府毕业，并已在学术界取得显赫成就的人。
而这位沈从文，论学历，小学没毕业；
论学术研究，他是作家，没任何学术著作。
但梅贻琦根本不看重这些，“我看的是才华”。
唯才是举——这就是西南联大的用人标准。
“1939年，我在西南联大入学那年，
学校又干了一件震动全国的大事，
聘请钱锺书、华罗庚、许宝騄当了正教授。
那一年，这三位先生都只有28岁。”
“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”得主何兆武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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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轻教授里的“人之龙”钱钟书

就因为唯才是举和尊重教授，
西南联大才成为大师们的“向往之所”。
北大哲学系教授黄枬森，
曾撰文回忆他在联大读书期间的课表，
“国文老师是沈从文，英语老师是李赋宁，
物理老师是吴有训，中国通史老师是吴晗，
公共伦理学老师是冯友兰。
我还选修了数论和《庄子》，
老师分别是华罗庚和闻一多。”
这阵容，简直太豪华太奢侈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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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南联大大师云集，从文学院教师名单便可窥斑见豹

“教授中的教授”陈寅恪，
能用13种文字阅读，学问之博大精深，
被傅斯年誉为“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”。
陈寅恪教历史，上课第一天就说，
“前人讲过的，我不讲；
近人讲过的，我不讲；
外国人讲过的，我不讲；
我自己过去讲过的，我不讲。
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。”
陈寅恪的课，旁征博引，指点中西，
内容涉及历史、宗教、语言等多方面，
能完全听懂他的课的学生凤毛麟角，
但却吸引了冯友兰、吴宓等教授去旁听。
著名学者许渊冲说：“哈佛大学也找不到陈寅恪这样的‘四不讲’教授。”
大师们极重创新，素以照本宣科为耻。
正因如此，才创建了一系列奠基性著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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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寅恪写下《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》
汤用彤写下《中国佛教史》
钱穆写下《国史大纲》
冯友兰写下《贞元六书》
金岳霖写下《知识论》《论道》
陈序经写下《文化学系统》
潘光旦写下《优生原理》《性心理学》
王力写下《中国现代语法》《中国语法理论》
华罗庚写下《堆垒素数论》
吴大猷写下《多原子分子的机构及其振动光谱》
周培源写下《湍流理论》
赵九章写下《大气之涡旋运动》
孙云铸写下《中国古生代地层之划分》
…………
这些论著，后都成为各学科的奠基之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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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师们完成了一大批奠基性论著
唱京戏，“王帽”不是主角，
大学，亦同此理，
校长不是主角，主角是教师。
“校长不过是率领职工给教授搬椅子凳子的。”
这是梅贻琦说的另一句名言。
他不仅是这样说的，也是这样做的。
正因如此，这所很穷很破的大学，
汇聚了300多位中国最负盛名的老师。

(, 下载次数: 52)
学生们正在上课

思想独立

1939年，陈立夫做教育部长后，
以战争为由，要管制西南联大，
“做院长的人，一定要加入国民党。”
对此，西南联大不以为然。
法商学院院长陈序经公然抵制：“如果让我加入国民党，我就不做这个院长。”
教育部对梅贻琦一再示意，
“要开除闻一多等进步教授。”
但是梅校长一直拖延不理。
联大教授会因此撰文说：“对于大学，国家社会要持不干涉的态度，要予他们研究的自由、选择人才的自由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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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课了

哲学家、黑格尔研究专家贺麟，
当年在联大写过一篇《学术与政治》：
“学术在本质上必然是独立自由的，
不能独立自由的学术，根本上不能算是学术。
学术是一个自主的王国，
她有她的大经大法，她有她神圣的使命，
她有她特殊的范围和领域，别人不能侵犯。”
针对当时把宣传灌输与教育混为一谈的情况，
社会学系教授潘光旦批评说：
“教育者的职责是指导学生如何思考，而不是思考什么。”
没有拒绝与权势苟合的信念，
就没有学术与思想的独立与进步。
所以西南联大始终坚守“思想之独立”。

(, 下载次数: 54)
西南联大图书馆

1941年，教育部强制要求：
“西南联大必须开设三民主义课。”
此举遭到联大师生的强烈抵制。
学生马灿华撰文说：“即便三民主义是正确无误的思想，它也得在思想的市场上自我证明。”
1942年，陈立夫三度训令西南联大，
要求联大务必遵守其核定的应设课程，
统一全国院校教材，统一考试等新规定。
联大教授会对其规定逐条予以批驳：
“盖本校承北大、清华，南开三校之旧，一切设施均有成规，行之多年，从不敢谓为极有成绩，亦可谓为尚无流弊，似不必轻易更张。”
最终，联大没有采用统一教材，
保住了教育的独立、自主与尊严。

(, 下载次数: 56)
化学系在做实验

蒋介石想拉拢傅斯年做国府委员，
但被傅斯年断然拒绝。
于是，蒋介石转而想拉胡适。
傅斯年便写信给胡适，劝其保持名节：
“借重先生，全为大粪堆上插一朵花。”
西南联大教员不做官，但不表示不议政。
蒋介石“最害怕起立质询的参政员”有4位：张奚若、罗隆基、周炳琳、钱端升。
而这四位，都是西南联大的教员。
张奚若常常当着蒋介石的面，
发言批评国民党的腐败和独裁，
一次，蒋坐不住了，插了一句：
“欢迎提意见，但别太刻薄。”
张奚若一怒之下，拂袖而去。
第二年，当局寄来路费，邀他再去重庆，
他当即回电一封：“无政可参，路费退回。”

(, 下载次数: 53)
西南联大常委会会议记录

北大老校长蔡元培有一个著名主张：
“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，保有独立的资格，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。”
这个主张在西南联大得到很好继承。
后来，不少专家这样总结：
“西南联大学术之所以能彪炳史册，
就在于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外界的干预和控制，
保证了思想之独立、学术之自由。”
云南师范大学教授、西南联大研究者杨立德，
写过一本《西南联大的斯芬克斯之谜》。
他在解谜时这样说：“联大成功的原因很多，其中一点是她就是大学本来的样子，而不是衙门。”

(, 下载次数: 54)
西南联大地质系学生在考察中

学术自由
1980年代，沈从文出国访问，
研究联大的外国汉学家问他：
“抗战条件那么苦，为何西南联大八年培养的人才，
超过了战前北大、清华、南开30年人才的总和？”
沈从文回答了两个字：自由。
1940年就读联大的学生心田这样说：
“你想知道什么是联大吗？
这里没有升旗早操，更没有纪念周训话，
也不像别的大学，进去有一个月新生训练，
灌输你什么校史和总裁言论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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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南联大学生，著名诗人穆旦

西南联大做学术有多自由？
教师在讲授内容、教学方法和学业考评方面，
几乎拥有全部的主动权和决定权。
联大学生、小说家汪曾祺回忆说：
“老师讲课绝对自由，讲什么、怎么讲，全由自己掌握。”
正因自由，教授们极重创新，
“都以开创性见解为荣，以照本宣科为耻。”
教授之间，观点争奇斗绝，蔚成风气。
如贺麟欣赏王阳明“心外无理”说，反对理在心外，
而冯友兰的思想观点则正好相反。
但不管是贺先生还是冯先生，都很受学生尊重。
旁听，更是在联大蔚然成风，
不仅学生可随意旁听老师的课，老师之间也互相旁听。
闻一多与沈有鼎，两人同开“易经”课，经常互相旁听。
旁听意味着自由选择，意味着开阔视野，意味着学术对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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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分教师及家属

联大学生、诗人郑敏后来回忆说：
“我觉得西南联大教育一个最大的特点，
就是教授所教的东西跟他所学的东西是融为一体的。
所有教授跟自己思考的问题合成一身，
好像他的生命就是这个问题的化身，
他们的生活就是他们的思想，
无论什么时候都在思考，这对我熏陶极深，
这种无形的感染比具体知识的传授要大得多，
像是注入了一种什么东西到我的心灵里面，
以后我对艺术的尊敬、对思考的坚持，都是从这里来的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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吴晗在学校演讲

联大学生、后成为清华教授的何兆武，
这样评说联大“学术自由”对他的影响，
“学术的生命力就在于它的自由，
不然每人发本标准教科书，自己看就行了。
老师照本宣读成了播音员，
学生也不会得到真正的启发。
比如学习历史，孔子哪一年生哪一年死、怎么周游列国等，教科书上都有，根本用不着老师讲。
老师的作用在于提出自己的见解启发学生。
联大老师各讲各的见解，
对于学生来讲，比死盯一个角度好得多。
我的思路因此而开阔，逐渐形成自己的判断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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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南联大部分教师合影

联大对学生的管理也很自由。
在联大，学生转系相当容易，
“我从外语系转到哲学系就填了一张表格，
其他什么要求都没有。
好多人入学后发现不喜欢原来所报考的专业，
于是纷纷转入自己喜欢的专业。”诗人郑敏说。
在课程设计上，联大也放得很宽，
让每个学生都能自由选择。
“但学校也有一项硬性规定，文法学院学生至少必修一门自然科学，可以在数学、物理学、化学、生物学、生理学、地质学中任选。而不论文理工，所有学生都必修中国通史、西洋通史、大一国文和大一英文。”郑敏说。
为何强调自由选择又作出硬性规定？
因为西南联大提倡“通才教育”。
梅贻琦说：“通才为大，而专家次之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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著名翻译家赵瑞蕻先生回忆——
1939年的一天，我在教室静静看书，
忽然有七八个人嚷着推门进来，
一看，竟是华罗庚先生和几位学生。
他们在黑板前的椅子上坐了下来，
一个人拿起粉笔就在黑板上验算起来，
写了许多方程式，边写边喊：
“你们看，是不是这样？……”
又一个人站起来大叫：“你错了，看我的！”
他走上前去，在黑板上飞快书写。
跟着，华先生一瘸一瘸地走过去说：
“诸位，这不行，不是这样的……”
后来，几个人越争越烈、越吵越有劲，
大约吵了半个多时辰，听见华先生说：
“十二点了，先去吃点东西，我请客！”
这样的“师生争论与打擂”在联大随处可见。
数理逻辑学家王浩回忆当年读书时说：
“教师之间，学生之间，师生之间，
不论年资和地位，可以说谁也不怕谁。
课堂上，学生可以直言指出教师的错误，
而教师不会生气，反而对学生更加欣赏。
那时，做学问的风气就是这般纯良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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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南联大操场

在西南联大，最可贵的就是师生之间，
存在一种平等诚挚的教学相长的风气。
平时学生考试，不必按教师讲义来答卷，
意见与教师相左，只要有根据，也可拿高分。
曾经有个同学不同意讲课教授的观点，
宁可放弃学分，也不再听这位教授的课。
但教授很大度，同意该生不听课，
“学期结束时交一份合格的课程论文就行。”
后来，这位同学交了篇反对老师观点的论文，
因质量较好，竟得到教授高分。
“现在大学有标准教科书，
考试还必须弄个标准答案，
我不认为学问需要一个标准，
如果大家都按一个思路去想，科学怎么进步？
包括爱因斯坦的理论也不应该成为标准，
否则永不可能超越，学术的生命力就在于它的自由。”
邹承鲁院士曾是西南联大的学生，
他非常喜欢联大的学术自由氛围，
60年代，他搞出了轰动全球的胰岛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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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振宁当年准考证

1943年，课堂休息期间，
曾发生过这样一段对话。
一个年轻人问另外一个：
“爱因斯坦最近发表的文章，看了没有？”
对面答道：“看了，你觉得怎么样？”
问者很不屑地摇摇头：“毫无创新。”
这样的对话，无疑是狂妄而自负的，
但当时周围的学生听了，毫不觉得刺耳。
这两位年轻人，后来一个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，
另一个成为中国半导体物理的开拓者。
他们就是杨振宁和黄昆。
“学术的生命力就在于它的自由。”
联大学生就这般养成了“自由”的习惯，
独立思考在学校蔚然成风，熏陶滋养着联大学子。
“一个好的体制应该最大限度允许人的自由。
没有求知的自由，没有思想的自由，
没有个性的发展，就没有个人的创造力。
西南联大为我们提供了这一切。”杨振宁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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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华教授郑林庆，当年在联大读书时的笔记

但自由，并不意味着散漫。
自由只是联大精神的一个方面，
与之对应的是考试制度的严格，
学校、教师一点都不会容情。
联大学生张凤鸣回忆说：
“1941年我入学时，班里有40多名同学，
毕业时仅有20多人。每学期应修学分中，
1/3不及格就要留级，1/2不及格就要退学。”
一个学生考了59.5分，去跟教务长求情。
被教务长拒绝，学生愤愤地说：“59.5分跟60分有什么区别？”
教务长回答：“如果没有区别，59.5分和59分也就没有区别，以此类推，60分和0分又有什么区别？”
联大办学8年，8000余名学生通过入学考试，
但最后只有3882人毕业，可见考试之严格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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育才育人

1945年8月14日，日本无条件投降。
1946年7月31日，西南联大举行常委会。
梅贻琦宣布：“西南联合大学到此结束。”
随后，三校回迁，各自复员。
在西南联大存在的8年多时间里，
毕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共计3882名。
这些学生，后来几乎都成了各自领域的大师。
西南联大之奇迹，不在于他拥有大师，
更在于他培养了许许多多的大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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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南联大原教室

联大之所以能培养这么多大师，
不仅仅在于教授治校与学术自由，
更在于他“育才先育人”的理念。
西南联大旧址，如今还竖着几块石碑，
其中一块写着：育才先育人。
“教授责任不尽在指导学生如何读书，如何研究学问。凡能领学生做学问的教授，必能指导学生如何做人。”梅贻琦说。
这个做人就是：违千夫之诺诺，作一士之谔谔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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做人，在于教授的言传身教。
当年联大后面文林街的茶馆里，
经常可看到哲学心理系教授沈有鼎的身影。
点杯茶，然后坐下来看书。
有时，也会点一碟瓜子或花生，
那是他奖励品学兼优的学生的时候。
他喜欢说一句话：“你们在联大这几年，不要只知道闷头读书，也要抬头学做人。”
而那些得不到他青睐的学生想吃瓜子时，
他就伸出手紧紧护住碟子：“不给你吃。”
那神情，就像咸亨酒店里的孔乙己。
联大老师，就这样从小事中将“士”之精神传递给学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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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南联大校歌

1946年，有三个女孩报考清华落榜。
她们叫梁再冰、冯钟璞、梅祖芬。
梁再冰父亲是梁思成，清华建筑系主任；
冯钟璞父亲是冯友兰，清华文学院院长；
梅祖芬父亲是梅贻琦，清华校长。
这样的事，在握有大把机动名额的今天看来，
简直就是天方夜谭：校长、院长、系主任的女儿，报考本校竟得不到丝毫照顾。
当时，梅祖芬距离清华分数线只差了2分，
同学们都叫梅祖芬去找父亲帮忙。
梅祖芬说：“正因为我父亲是校长，所以决无可能。”
身教胜于言教，这些先贤令后来者汗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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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校长官员化、行政官僚化、扩张盲目化、
文凭贬值化、授课形式化、学术边缘化、
科研虚伪化、设科短视化、学者江湖化的今天
中国要实现大学的“双一流”目标，
很多方面，真不妨向西南联大取取经。
为什么要取经于西南联大？
1946年，冯友兰撰写了《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》。
碑文上有一句广为流传的话：
“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，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，
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，外获民主堡垒之称号，
违千夫之诺诺，作一士之谔谔。”
美国弗尼吉亚大学教授伊瑟雷尔说：“这所大学的遗产属于全人类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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